《秦始皇》

秦始皇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赢政，终于子婴，共3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地位极其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只有参政议事权，无决策权；中央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全国修建驰道、直道，兴建水利，筑灵渠；迁万姓充屯边地，谪判罪犯戍守边防；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与此同时，秦始皇又施行残暴统治，大量征发劳役，大建宫室园林和陵墓，坑杀儒生，烧毁书籍。始皇末年，全国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满声中。

始皇死后,二世昏庸，在赵高的操纵下，其暴政比始皇时有过之无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反秦斗争遂由六国旧贵族之后项羽与原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关攻秦。这时赵高已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7年，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殆尽。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城降，秦亡。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秦朝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统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来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两字，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 最早由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后确定之，也由他最先使用的，也就是所谓始皇帝也。

　　儿时历难　少年成帝王。

　　励精图治　十年灭六国。

　　政治改革　建立大秦国。

　　焚书坑儒　苛政猛于虎。

　　向东求仙　寿终却归西。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所以有人说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在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地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南征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傍)阴山至辽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体，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为巩固中央统治，秦始皇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并将六国贵族和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附近和四川等地，以便控制。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一旦发生叛乱，迅速调动军队镇压。秦始皇还多次到各地巡游，以“威服海内”。

在经济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又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加强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在思想领域，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它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陵墓。仅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动用了70余万人力，给劳动人民带来繁赋重役和饥寒交迫，激起人民起来反抗，为秦朝的迅速灭亡种下祸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患病，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死后不入，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点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

《孙武》

孙武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避隐吴国著兵法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35 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困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

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 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也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好了13篇兵法。这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第一《计篇》，论述怎样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时行谋划的问题，并论述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认为，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较，认真地时行谋划，以便制订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就是“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对这些条件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在战争时行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来时行研究和谋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孙武认为，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难于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是肯定要失败的。

第二《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耗损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财货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行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军用物资，而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主张用财货厚赏士兵，主张优待俘虏，主张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他认为这样做，才能迅速战胜敌人篇三《谋攻篇》，论述用计谋征服敌人的问题。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者”，“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地强迫敌人屈服投降是最理想的作战方案，“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地用武力击破敌人则次一等，“非善之善者”。

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武认为上策是“伐谋”，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即主张通过政治攻势、外交手段和武装力量来征服敌人。在和敌人斗争时，如果敌强我弱，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做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即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有一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和敌人的兵力相等就要善于战胜敌人，比敌人的兵力少就要善于退却，战斗力不如敌人就要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能强拚硬打。孙武在此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思想，认为谋略必须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第四《形篇》，论述用兵作战要先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时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力量的对比上使自己处于绝对优势，造成一种迅猛不可抵挡之势。除此之外，还要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有利时机，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孙武认为，要在作战中取胜，必须善于对待攻和守的问题。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余就进攻。防守时要十分严密地隐蔽自己，进攻时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样，就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第五《势篇》，论述用兵作战要造成一种可以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于利用这种迅猛之势。

势是什么呢？孙子说，这种势就像可以漂起石头的激流，就像一触即发的拉满的弓弩，就像圆石从千仞高山上滚下，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打击敌人，就能够以一当十，所向无敌。　　　　　

怎样造成这种势呢？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使本身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其次，要“择人而任势”。选择熟知军事、知人善任的将帅，指挥士兵作战灵活自如，并且善于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调动敌人，引诱敌人陷入圈套，然后用伏兵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六《虚实篇》，论述用兵作战须采用“避实而击虚”的方针。

怎样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第一，要使我方处于主动地位，使敌方处于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够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敌人兵力空虚之处。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并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战术上的我众敌寡。

孙武指出，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要从分析敌情出发，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因为战争过程中的众寡、强弱、攻守、进退等等关系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第七《军争篇》，论述如何争夺制胜的有利条件，使自己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孙武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必须熟悉地形，必须使用向导，做到情况明。其次，必须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做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第三，要求指挥正确，机动灵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第八《九变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并对将帅提出了要求。

孙武强调，将帅处置问题时必须做到：首先，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准备、使敌人不可攻破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第四，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静地考虑问题。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孙武认为，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的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名言。

第九《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中怎样安置军队和判断敌情问题，还论述了军队在山地、江河、盐碱沼泽地、平原等四种地形上的不同处置办法，还论述了军队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的处置办法。孙武还提出了31种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把看到、听到和侦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分析，掌握真实的敌情，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才能获得胜利。孙武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令之以文，齐这以武”的文武兼用的治军原则，即要用道义来教育士兵，用法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十《地形篇》，论述用兵作战怎样利用地形的问题，着重论述深入敌国作战的好处。孙武分析了九种战地的特点和士兵处在这些地区的心理状态，相应地提出了在这些地区用兵的不同措施，认为深入敌国，等于把士兵投置在危地、陷入死地，他们会迫不得巳拚死作战，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且，深入敌国，还可就地补充军粮 ，还可因离家太远而不会逃散，服从指挥，一心一意作战，夺得战争胜利。

第十二《火攻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火攻的办法、条件和原则等问题。

孙武认为，火攻有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种，即焚烧敌军的营寨、积聚、辎重、府库和运输设施这五种。着眼点在于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这五种火攻方法必须变化运用，我军可以掌握，敌军也可以掌握，应该注意防备。之攻必须具备条件。除了发火的器材必须平时有准备之外，纵火时还要选择天时，要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放火。实施火攻也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这样才能发挥火攻的作用，达到夺取胜利的目的。

第十三《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侦察敌情在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述了间谍的种类和使用间谍的方法。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认为它是作战取胜的一个关键，军队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采取行动。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所谓因间，就是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为间谍 。所谓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吏为间谍 。所谓反间，就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来为我所用。所谓死间，就是故意对外散布虚假的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然后传给敌方。所谓生间，就是派往敌方侦察敌情以后能亲自回来报告的间谍。这五种间谍，前三种是利用敌方人员，后两种是我方潜入敌人内部的。这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情报的来源就十分广泛，打起仗来使敌人茫茫然不知怎样应付，确实是神妙莫测。从反间得来的情报最重要。因此，要特别重视反间，对待反间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

孙武的兵法13篇，各有侧重，波澜起伏，分析透彻，见解精到，实用性强。为了使吴王能够任用他，他在兵法开头就说：“吴王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就留在这儿，如不听我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也就要再到别的国家去。”为了使吴王读兵法感到亲切，他在兵法中经常运用当时吴、越两国冲突的战例，有针对性地阐述。他在兵法中自比商朝开国大臣伊尹和周朝开国大臣姜太公，希望辅佐吴王统一王朝。

　　试兵任将　 西征南伐

阖闾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吴国国内稳定，仓廪充足，军队精悍，向西进兵征伐楚国的准备工作巳经基本就绪。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他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方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隐居著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认为一介农夫不会有大本事。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孙武带着他刚写就的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将兵法一篇一篇看罢，啧啧称好，但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兵法头头是道，是否真适合于战争的实用呢？孙武能写兵法，又怎样才能证明他不只是一位纸上谈兵的人呢？吴王便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巳经逐篇拜读，实是耳目一新，受益不浅，但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用它小规模地演练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 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问道：“先生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去演练？”孙武答：“随君王的 意愿，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要求用宫女来演练。

于是，吴王下令将宫中美女180 名召到宫后的练兵场，交给孙武去演练。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

分派巳定，孙武站在指挥台上，认真宣讲操练要领。他问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后背和左右手吧？向前，就是目视前方；向左，视左手；向右，视右手；向后，视后背。一切行动，都以鼓声为准。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宫女们回答：“听明白了。”安排就绪，孙武便击鼓发令，然而尽管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们口中应答，内心却感到新奇、好玩，她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巳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阍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孙武传人请阖闾检阅，阖闾因为失去爱姬，心中不快，便托辞不来，孙武便亲见阖闾。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

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阖闾、伍了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阖闾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进言道：“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巳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人马疲劳，不宜远征。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于是伍子胥说孙武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　、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待楚军出动，吴军便往回撤。而楚军返回驻地时，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从轮番时攻中抢掠不少，在与楚对峙中完全占据上风。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巳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

孙武告诉他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说得伍子胥点头称是。就这样，孙武在3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旧历11月28日攻入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孙武以3万军队攻击楚国的20万大军，获得全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然而，这时越国乘吴军伐楚之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对付吴军，这样，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此后，吴又继续伐楚，楚为免亡国，将国都由郢迁到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不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仓猝出兵，想要击败越国。不料，勾践整顿队伍，主动迎战，两军相遇于吴越边境的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表演后，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不知那是一个个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也伤重身亡。

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孙武虽没有直接参加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但在此前孙武精心训练军队和制定军事谋略，对夫差建立霸业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贡献。悄然归隐留《孙子》　思想影响2500年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孙武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惨死的一幕十分寒心，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

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报复，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公元前482 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动难，便一蹶不振，由盛转衰，延至公元前473 年，正式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武所梦想的由吴王统一华夏，也就成为泡影　。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最著名。这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他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以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这就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表明孙武掌握了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

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虑的”。孙武又警告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也不可因恼火而交战，一定要瞻前顾后，以国家利益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孙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著名论断，认为一定要对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随时随地掌握对方的动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孙武又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主张，认为不管敌我总体力量对比的强弱如何，一定要创造机会，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优势，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全歼敌方。……这些光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论断都倍受军事家们的推崇，孙武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一致尊崇为“兵家之祖”。战国时代的吴起、孙膑、尉缭等众多的军事家推崇孙武的军事艺术首屈一指。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盛赞《孙子兵法》，他亲自整理前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简明的“略解”，为后人学习运用《孙子兵法》提供方便。宁代，《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的第一部，成为科举中武科考试的理论科目，《孙子兵法》从此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同时，《孙子兵法》也向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流传。近现代的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但《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没有因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仍然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推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将星奇才”。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

《孙中山》

孙中山 Sun Yat-sen。（一八六六 ～ 一九二五）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於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後亦常於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先生以清朝同治帝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於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歷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後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後復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祐，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孙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於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於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後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於西童。三年後卒业时，於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於毕业此校後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薰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於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於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於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於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毕业於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後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後，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復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歷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於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贊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砲」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復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復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於此可见。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併入兴中会；於是租定总会所一处，託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採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後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徵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事败後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於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髮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於檀岛市街，相约於游美之後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後，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後，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歷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歷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於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歷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於全世界。伦敦脱险後，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註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於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於瞭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九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於瀛臺，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於康走後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庚子(一九00)年夏，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清廷愚昧，竟引以自卫，纵其乱政与排外，招致「八国联军」蹂躏中国之惨祸。先生见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奋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举起义，一面策划保全南方。时李鸿章方调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在港同志何启代表先生与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劝说李鸿章据南方独立，以事拨乱反正。先生并拟订「平治章程」六条，其要旨即为建立合众政府，致送卜力请为转致。先生且曾亲赴上海，试寻策动两江总督与两湖总督之途径而未得也。当兹往返活动之际，先生曾获李鸿章幕中策士刘学询之函邀，谓李有独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先生虽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则李果派军舰来迎；同行2日友宫崎等为之欣喜，先生则嘱慎重，及试，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调李鸿章北上向八国谈和。李既离粤，独立之议寝，而先生起义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後，国民日渐醒觉，志士纷组革命团体，其著者如：辛丑(一九0一)之春，粤籍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冯自由等人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壬寅(一九○二)之春「留东学人章炳麟、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发起举行「中夏亡国纪念会」，张继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冬，蔡元培、吴敬恆等人发起组织「爱国学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後改称「学生军」;冬，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甲辰(一九○四)之春，黄兴再与会党人士共立「同仇会」；冬，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光復会」。此四五年间，国内外革命组织遍起，并皆以书刊作革命鼓吹，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欧洲留学生邀先生前往组织革命团体；而在国内与在日本之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感於团结之需要，亦均望先生东返，以总革命组织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较之初期誓词增入民生主义之内容，即以此施行於尔後组织之入会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体。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纽约首次发表对外宣言，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主旨在指出西方对中国存有两种误解，实皆中国受外人侵佔之时所产生：其一、谓中国关闭成性，此乃满清专制统治之现象，以往无此事也。其二，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旦富犟，势将成为「黄祸」；其实中国人天性和平守法，从不对外侵略，昔日之所谓「黄祸」者，亦系外人侵佔中国时，其黩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国人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乃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斯非黄祸而是「黄福」也。故望崇尚独立与和平之美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欧洲经南洋返抵日本，至则各革命团体志士纷纷来见，皆申进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阳歷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国革命同盟筹备会，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馀人，(关内十八省唯甘肃无留学生。)先生演说革命宗旨与方法後，即行合组新团体之讨论，决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并即各自亲书入会誓词，举行入会宣誓。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後，继续加盟者络绎不绝；至七月二十日(阳历八月二十日)，乃正式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於东京，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後，即创办「民报」为机关报，先生亲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皆基本於民」之三大主义，为革命奋斗目标。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主义与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务，展开组织、宣传，与佈置起义。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动加盟者已逾万人，革命风潮已遍於全国各地。清廷震惧，知革命本部在日本东京，革命事业乃先生领导，遂藉外交力量，请日本驱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离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国同盟会总会」成立於旧金山，先生改订新盟约，将同盟会四纲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纲，明确三民主义目标；并改同盟会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显见其改革同盟会之深意。是年夏，启程东返。

时国内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以代东京本部执行革命指挥任务；己酉之冬，为策划起义，復由先生指示设立南方支部於香港，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以主其事。倪映典与赵声策动广州新军有成，预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军於正月初三(阳历一九一0年二月十二日)鼓噪发动，援者不及集，遂致顿挫，映典身殉，是为先生领导革命第九次起义之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各省来粤同志一百七十馀人起义於广州，此役惊天地、泣鬼神，革命党人甘死如饴，殉者近百，多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当时得忠骸七十二具丛葬於黄花冈，英风浩气，震彻人心，「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为国民革命之精神表徵，而举国革命之形势，乃因之造成。此为先生所领导起义之第十次失败，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声。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前，本已先行於长江各埠广佈响应革命之机关；广州败後，长江流域即谋再接再厉，乃立「中部总会」以统筹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发动「保路」革命，清廷调武汉军队前往镇压；八月初，武汉革命党人实行动员，消息走漏，满清政府因而破获各处革命机关；同志处至危之境，决冒险以图成，遂於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奋起一击，石破天惊之武昌起义乃告发生。一夜之间，武汉光復；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齐勇响应。

先生时正奔走募款至美国典华城(Denver)，得武昌起义之讯，立即启程迳赴华盛顿，拟晤美国国务卿未果，乃经纽约转往欧洲。盖其所首先考虑者，为满清与列犟均订有不平等条约，举中国权益以媚外国，当时且正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诚恐列犟为眼前利益而不利於中国革命也。抵欧後，歷访英、法当局，及银行团主干人员。时中国大革命已轰传世界，国内追踪先生请即回国主政之电报遍传欧洲，西报且连篇导先生建立民国成竹在胸之述评，因是而交涉顺利，於停止对满清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满清，及取消英属各地对先生之放逐令等，皆获承诺，遂自欧兼程回国。

十一月六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抵达上海，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记者争相访问，先生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三日後，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推派代表赴沪恭迎。先生接受後，首即致电各省代表会暨通电各省军政长官，以「公僕」自称，言当选为「加文以重大之服务」；并於接受记者关於新政府设立事之访问时，答云：「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厂棚以代之亦无不可也。」为废除厘金陋规及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两事，为新政府必先努力者。於此而见先生政治风范。经先生主张，各省代表会公议，决定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国开元之日，定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阳历为国历。至日，先生偕各省代表团来迎代表等，於上午十时自上海出发，下午五时抵南京，旋入城进总统府，晚十一时正式宣誓就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遂告诞生。先生「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华、创立民国之志，於斯竟成。」 先生为中国有史五千年来之第一位由选举产生之元首，以「天下为公」之心，行「公僕」「服务」之事，就任以後，首即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来京组织参议院，以为国家最高民意机构；继依各省代表会所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各部会总次长名单，经民主程序而组成政府；迨参议院正式成立，即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经制定公布而为国家基本大法。先是，武昌起义获各省响应之时，满清军队士不用命，无力应战，清廷乃不得已而起用袁世凯，先任之为湖广总督，继授之以内阁全权，冀其挽救清廷於垂危；而革命党人则以袁既汉人，亦冀其能起义反正，期不战而覆满清。袁於左右逢源之环境中，主动向革命军提出和议，武汉革命军政府以「如袁贊成共和，愿举彼为总统」相许，而有秘密协议。及至先生回国，知有此承诺在先，为示天下为公，决予信守，故於就职誓词中，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前提，「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於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以推功让能。袁氏知先生诚意，遂协力迫使满清皇帝退位。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发佈退位诏书，先生即於十三日向参议院咨送辞职书，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後并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达成选任、就职，及组职内阁诸重大问题，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苦心孤诣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为中华民国树立精神基础之後，於四月一日正式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先生既成其「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之志，光风霁月，飘然引退，即以「实行民生主义」为谋求国利民福之奋斗目标。此意系自同盟会四纲改进而来，且於开国之日誓词中宣告，其为三民主义实践初阶之含义显然，至足重视。因是，自解任离京日起，即以「国民一份子」与「革命党领袖」立场，奔走全国，为民生主义建设致力，歷上海、武昌、福州、广州、烟臺而至北京，曾欣然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巡视正太、北宁、津浦、胶济诸铁路；復巡视江阴、镇江、安庆、九江、南昌、芜湖、杭州、淞江各地，为铁路建设作鼓吹与策划，期於十年之内建筑铁路二十万里，以奠全面开发建设之基。十月十日首届国庆之日，先生发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专文於外报，十四日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於上海；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初春，更为实行铁路建设计划而赴日本访问，至则广受日本朝野之欢迎，并得日方实业家合作筹组「中国兴业公司」以相支援。方当全力为国利民福而奔走并获初效之际，忽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之案发生，国家命运遂遭突变。

国民党系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凡五政党合组而成，旨在实现政党政治，事为宋教仁所热心联络成功，故於民国元年八月成立大会选举先生为理事长时，先生即委宋氏代理，俾其施展抱负。国民党组成後，袁氏凯亦支持梁启超结合六政党成立民主党，以相抗衡。二年二月举行国会议员普选，国民党获全面胜利，宋教仁素主责任内阁制，此际主张尤力，大触袁忌，竟於三月二十日施以暗杀。事发三日後，陈其美即自上海电报局寻出缐索，而迅速破案，确证主谋者出於北京政府，举国为之震惊。先生闻讯自日回沪，即召同志会於黄兴寓所。先生以袁氏摧残民主，必将背叛民国，主张趁其兵力未动而民心愤慨之时，立即起兵讨伐；黄兴则以事证既明，应待法律解决；遂未作断。而袁氏则於此际匆忙达成违法借款，秘密调动军队，於六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广东、安徽三省国民党籍都督，随即进兵南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乃在江西举兵讨袁，南京、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相继起兵应之；然事机已失，遂致失败，史称「二次革命」。

先生於八月二日自沪乘船赴广东欲指挥作战，行至马尾时得知广东已败，乃转赴臺北，住「梅屋敷」（即今台北中山北路国父史蹟纪念馆）小住，旋赴日本寻思重整革命大业方案，决定以从头做起之精神重行组党，於九月二十七日起，开始以中华革命党名称办理党员宣誓；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於日本东京。先生检讨革命顿挫原因，实由於辛亥革命成功後「不行革命方略之过」，故特为著意於中华革命党方略之制定，经十七次之会议，於岁杪颁行。方略凡六编，於军事、政治、法律、则例、奖惩，并各种文告，均巨细不遗，冀革命遍起而举国一致也。同时明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国旗，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为革命军大元帅。先生即依方略执行大元帅职权，委派各省革命军司令长官，全面开展革命起义活动。及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春，袁氏凯帝制自为野心益露，日本藉此胁迫其承认二十一条苛求，袁竟於五月九日屈服承认；八月，有所谓「筹安会」出现，帝制遂公开进行；十二月，更扭捏宣布「接受帝位」，篡改中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先生於四月三日揭发日、袁二十一条款谈判真相，号召国人奋起维护国权；九月发布宣言，号召国人共击窃国独夫。自是而讨袁之师接踵遍起，袁是在「千夫所指」之下，於民国五年六月六日羞愤而死。先生随即发表「规復约法、尊重民意机关」之宣言，继行总统职权之黎元洪遵之，於六月颁令遵行元年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中华革命党捍卫民国功成，遂令革命军止战停兵。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春，先生著成「民权初步」暨「中国存亡问题」两书；并通告海外中华革命党支部、分部及交通部，即作恢復国民党名称之准备。方当规划国家长治久安之际，北方政府又生巨变，事由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胁迫国会而起，继发展为黎元洪与段祺瑞间的府院之争，再发展为段祺瑞指使所谓「督军团」叛变；最後使得顽固的「保皇派」军人张勋得到机会，以「调停」为名率兵进入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发动兵变拥满清废帝溥仪復辟。时在五六两月之间，竟接连发生倒阁、叛变、军人干政、解散国会种种毁法事件，至七月一日復辟丑剧发生，北方混乱遂达於顶点。其後虽復由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粉碎復辟，而北方则自此形成军阀争战之局面。先生为捍卫中华民国，遂起而以护法号召天下。

七月十九日，先生至广州发表通电，请国会议员来粤集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八月二十五日，各省到粤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旋即议定「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九月一日，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九月十日就职，执行护法讨逆任务。时段祺瑞已再以武力控制北政府，意即举兵来犯，先生遂於十月七日下令北伐，护法战役自此开始。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之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中国为胜利一方「协约国」之一员，但未得列犟之平等对待，且竟由英、法与日本勾结，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应行权利另作分配。尤其迁就日本要求，将德国原以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山东之一切权利让予日本，最为国人所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此集会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继起响应，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其後，知识份子中之热心改革人士藉以导引，蔚成「新文化运\动」；继之，则有各种激烈思想渗入其中，遂使此一源自爱国情操之「五四运动」趋於复杂混乱。先生时正潜心著述，已成「孙文学说」暨「实业计划」两书，乃即相继发表，期以导正国人心理，及指引因应方向。「孙文学说」以「知难行易」之理，勉励国人力行建国；「实业计划」为全国物质建设详定蓝图，并号召国际合作开发中国富源，谋中外互利以增进世界福祉；此二书併前者「民权初步」之民主社会建设实务，合而称为「建国方略」。復命同志创刊建设杂志，以导正社会思想。是年十月十日，先生即令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以广包容。加中国二字者，乃所以示其精神有别於元年之国民党也；而其精神所在，则为兼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所具性质，即革命与民主并重也。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依中华民国法统组织正式政府，并举行大总统选举，先生当选，於五月五日就任。按此次选举，实遵约法，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亦为正式中华民国大总统，考诸议案、通告、对内对外宣言皆然。而有以「非常大总统」为称者，且多见沿用之，此於史无可徵寻，盖以当时北方有徐世昌组「新国会」，并用旧选举法选为总统，先生已斥其「名分不正」；而旧国会已自北迁南，维护法统，其所选举者自为正式总统与正式政府。其时旧国会斥北政府为非法，北政府贬南方为「非常」，北政府据地广大，影响视听印象较多，致世人习焉不察；然法统所在，自当正名，未可因国会举行「非常会议」而认依法选举之正式总统为「非常」也。

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後，即函北政府徐世昌曰：「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惟忠於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为之不二，故遂以文承其乏。…….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所已知；君之不能有益於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以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民必谅君不获已，且善君之能改过也。」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先生充实大本营编制，决定移设赣州，并整备军伍，次第推进；二月三日，下令伐令，以李烈钧统一军出江西，许崇智统一军出湖南。此际所亟需者，为广东後勤支援，先生命陈炯明主之，参谋长邓铿实总其务。三月二十一日，邓铿忽被刺於广州，经查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乃知隐患非常，遂开紧急会议，採蒋中正等人主张即行班师回粤。蒋中正授命率军为前锋，师行迅速，炯明遁避，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回抵广州。蒋中正建议即行消灭陈部，以清内患；先生持宽容襟怀，仅削陈之省长兼总司令职，仍任以陆军总长，期其悛悔。蒋中正以所谋未纳，又知陈必叛，乃慨然有去志；先生亲往挽留，後仍辞归浙江。五月，先生集北伐大军於韶关，并亲临誓师；迨北伐各军入赣，陈乘机回佔广州，并派兵四出骚扰，以乱後方。先生为镇抚陈部，使前敌将士免於後顾，乃於六月初率少数卫士回至广州，欲以精诚\感召陈氏；讵陈已与北洋吴佩孚通款，相约夹击北伐军，竟於六月十六日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先生於间不容髮中脱险，登楚豫兵舰，率海军讨逆平乱；旋迁永丰舰为大总统行辕，接见记者，宣布照常行使职权，戡乱护法。时蒋中正闻先生蒙难讯，即兼程来粤，於二十九日登舰；先生遂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自是歷五十日战斗。至八月九日得北伐军回师失利确报，方离粤赴沪。

陈炯明叛变，举国同愤。先生抵沪後，各方纷纷声援讨陈，乃於十月派出蒋中正赴闽，以北伐军入闽部队组成东路讨贼军；派沪鲁西行，联络曾追随北伐之滇军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十二月，西路大出，东路亦发，至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十六日遂克復广州。二月，先生旋粤，重建革命政府，为以和平统一号召北方，乃改用大元帅名义续行职权。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於广州，先生躬亲主持，通过总章、宣言；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予监察委员；并慎重提出组织国民政府暨实施建国大纲案，以及纪律问题等案，至三十日闭幕。翌日，先生即召集当选之中央执、监委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党部，次第达成党的改组。四月十二日，先生手书印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确定革命建国目标与步骤，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宗旨，循军政、训政、宪政之程序，由县而省而至全国，以实现中华民国之国家建设。

先生於一全大会开会期间，復进行两大工作：其一为创设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二为亲自作三民主义之系统讲述。关於军官学校之创办，实乃先生多年以来之心愿，盖自倡导革命数十年来，均以未能建立真正之革命军而致屡兴屡败；民国六年苦心经营之军队，又因付託非人，竟为陈炯明资为反叛之工具；惩前毖後，於千百试炼之中，以「疾风然後知劲草，盘根错节而後见利器」之识鉴，而坚决付蒋中正以此使命。蒋於受任军官学校校长後屡辞，先生以「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责望之，并亲自选定以陈炯明叛变二週年纪念日──六月十六日为军校开学日期；届时亲往主持开学典礼，致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之训话，復隆重颁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之训词，其望切责严之心可见。关於三民主义，先生歷年讲述甚多，大旨已具；唯为建国远久计，自民国八年建国方略著成之後，即更策体大思精之撰述计划，并已著手著作，不幸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时燬於砲火。兹当开展新局之际，全党全国迫切仰望三民主义全书，乃决定改以讲述方式速成之。自一月二十七日迄八月二十四日，凡讲述十有六次，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各以六讲终篇，民生主义则仅至四讲，尚有预定四讲在特别慎重深研极思之中，以其所关最远且大也，乃竟因国事多事继以北上而终未完成。

自民国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北方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之总统曹锟，电请先生入京主导统一建国大计；先生为和平奋斗以救中国，决以革命领袖之大无畏精神前往，乃於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期以唤起民众，发挥民力，达成国家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十三日，於万民恭送中自广州启行，并特绕道黄埔，校阅军校学生，慨然语蒋中正校长曰：「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若二三年前，吾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语重而心长。

先生经香港、上海，復取道日本，所至均发表对国是主张；在日本神户并讲演「大亚洲主义」，劝告日人发扬东方王道文化精神，勿为西方霸道文化所误。歷二十馀日行程，於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以严寒中奔波劳顿致病，暂留就医。除夕之日，抱病入京，以书面谈话致意同胞曰：「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并言救国之道，当俟病痊向国民详述。遂即延医会诊，断为肝病。惟先生时时为国劳心焦思，未能静养，病势乃日益沉重，至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於故都，享年六十岁。先生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致力国民革命达四十年，而大业未竟，遗命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并谆嘱将其最近所主张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事，於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盖此乃对内唤起民众、对外争取平等之起点也。先生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原配卢慕贞女士所生一子科、二女金琰、金琬均已长成自立；继配宋庆龄女士嫺婉好学，乃嘱以所遗书籍、衣物、任宅付之以为纪念。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希望他的革命主张和革命主义能够得到实现。在家事遗嘱中，说明将遗下的书籍、衣物、住宅等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要求子女们继承他的革命遗志。在致苏俄遗书中，阐明他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坚持反帝爱国事业的坚定信念，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取得胜利。孙中山还诚挚地请宋庆龄代他到苏联访问，以实现他的遗愿。孙中山的遗嘱显示了他的爱国反帝和坚持三大政策的伟大革命精神。

　　先生逝世後，北京政府发布国葬令，并令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先生终生为民主奋斗，永以国民一份子自居，决议接受民众哀悼而拒绝政府国葬，改以国民礼制行之。於三月十九日由中国国民党党员舁挽移灵，二十四日在中央公园接受民众致祭，四月二日安厝於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以待全国统一後安葬於南京紫金山。

五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隆重决议接受先生遗嘱并发表宣言昭告全党。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蒋中正总司令继承先生遗志完全北伐，於七月六日代表党与政府，率各集团军总司令恭诣碧云寺先生灵前，祭告军事任务完成，即依遗教实行国家建设。翌年（一九二九）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正式奉安先生之灵於南京紫金山麓，建中山陵为中国歷史永久圣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四月一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